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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提起“礼”，我们常联想到的是“周礼”。其实，“周礼”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成熟阶段的产物，而在西周之前，中国的礼仪制度已悄然演进了数千年，至夏王朝时，青铜礼器和玉礼器已大量出现。尽管目前仍缺乏关于夏的足够资料，特别是缺乏直接性的文字资料，但大量的出土文物仍能为我们描摹出一幅夏时中原地区的盛大礼仪景象，通过央行最新发行的国家宝藏（启蒙奠基）金银纪念币，我们仿佛能看到4000多年前的夏都盛景。

　　在该套纪念币中的一枚15克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上，最为醒目的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下称“兽面纹铜牌”），由于大量青铜礼器的出土，考古学界推测二里头所在地可能是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都城“斟鄩”所在地。币面上的兽面纹铜牌图案使用浮雕叠加彩喷的铸造工艺，近乎完美地展现了文物本身的细节，甚至不同绿松石之间颜色的细微差异，以及镶嵌时所留下的拼接痕迹也被如实地再现出来，最大限度地在纪念币上展现了文物本身的美感。

　　兽面纹铜牌采用的是当时的一种复合型装饰手法，本身也是一件高等级礼仪用器，其将珍贵的青铜与稀有的绿松石融为一体，形成一种“金”镶“玉”的独特表现形式。在中国玉文化形成的初始阶段，古人对“玉”的认识与现代不同，古有“美石即玉”的说法，而青铜本又有“吉金”的美称，故而把兽面纹铜牌称作夏时的“金镶玉”也便是合理的了。

　　铜牌上装饰的图案，按现代较为严谨的说法被称作“兽面纹”。关于图案的解释，此前有观点认为是龙或龙的变体，但相比二里头出土的另一件长达70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而言，这件牌饰上的图案形象显然更加抽象化，由于币面所示的文物所处土层相较前述绿松石龙形器而言年代更晚，所以这件牌饰上的图案也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发展所导致的图腾形象演变。尽管牌饰所示形象究竟是什么到目前仍未形成定论，但它无疑反映了这一时期二里头人的图腾崇拜和精神信仰。而在共同的精神信仰支撑之下，二里头人取得了辉煌的文明成就，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也在这里迎来了青铜文明的曙光，作为王朝意识形态和礼仪制度的载体，这件兽面纹铜牌也成为了夏代辉煌文明的实物见证。

　　设计师除在居中位置突出展示了兽面纹铜牌外，还在背景中展示了的玉璋、铜鼎、铜爵等文物形象，其中兽面纹铜牌交相辉映地便是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一件玉璋，这件玉璋采用了光变鳞彩工艺，在不透光的金属币面上展现出了玉的光泽，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了古人所谓“美石即玉”的观点。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之中，玉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

　　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的主要文化区域的遗址中就多有玉器出土，这一时期玉器主要扮演着装饰品、与信仰有关的法器的角色，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社会复杂程度加深，彰显权力威仪的礼器用玉开始出现，币面设计元素中的这件玉璋便是一件礼仪用器。《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璋”便是“六器”之一，代表着南方。

　　玉璋的左侧是一座青铜鼎，令人欣喜的是青铜鼎运用浮雕工艺呈现出鼎本身的纹饰，这也就让收藏者有机会亲手摩挲，感受夏代铜鼎的质感。鼎在新时期时代已开始具备了礼仪功能，《史记》记载，大禹曾铸造九鼎象征九州，由此可知铜鼎不仅具有强烈的礼仪色彩，还成为了早期国家和王权的象征。随着岁月流逝，王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时至今日，当我们描述一个人说话分量很重之时依然会用到一个成语——“一言九鼎”，成语的本意便是由“鼎”而来。

　　玉璋右侧的青铜爵是比较容易引起当代人误解的一件青铜器，主要的误解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爵的功能，其二是爵的存在年代。关于爵的功能，严谨地说，它是一件“酒礼器”，其所行之礼包含祭天祭地两个维度，祭天之礼名“歆”，祭地之礼名“祼”，其本身并非青铜时代的古人作饮酒之器所用。关于爵的存在年代，可能大家更多地受到了影视剧的影响，认为爵到三国两晋甚至隋唐时期仍广泛地出现于宫廷，其实爵这种器型最早见于夏，至商时走向了繁荣，到西周中后期以后便逐渐消失了。

　　整体来看这枚直径33毫米的纪念币，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四千多年前庄重而复杂的华夏之礼，币面上虽仅展现了四件文物，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四千多年前的穿越之门。不难推想，在那个遥远的时代，礼仪制度背后所反映出的中华文化已堪称繁荣，当我们用指尖轻触这枚纪念币上的文物，仿佛也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强劲脉搏，进而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